赵慈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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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慈庚

　

马彤军 白尚恕

　

    赵慈庚 1910年3月1日诞生于河北省定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数学教育．

　

(一)

　

    赵慈庚，字霁春，1910年3月1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定县钮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降生的阴历月日和母亲相同，所以取名慈庚．祖父赵静庵童年失怙，知难善筹，几十年勤俭耕织，争得家境粗足．他喜欢读书，但孤苦伶仃不能如愿．及至壮年，人丁渐旺，便希望这个家以耕读相传，舍着一切让长子步云读书．步云先生字凌霄，刚进秀才而满清逊位，遂辍学从教．不幸四五年后积劳病胃，撤帐回家．于是全家把希望寄托在幼年的慈庚身上．
    赵慈庚5岁时父亲告归，便伴着药炉教子读书，督责甚严．每天新课不多，但是无论冬夏或逢年过节不许一日间断，一定要儿子把规定的功课读完背会才能出去玩．
    农家生活是清苦的．夏天，在院内树荫下支块木板就是课桌．秋天，地头看庄稼的窝铺就是课堂．冬天，在凉炕上用棉被裹住双腿就琅琅读书．磨好了墨，不一会就结冰，写不了两行字，毛笔尖就冻住了，要不停地哈气嘘笔才能写下去．就在这样的苦境中，不到两年时间，他读完了小学国文课本七册，插入本村国民小学学习．
    1924年，在县城的高小毕业后，赵慈庚同时考取了两所中学．按照父亲的意见，他上了设在本县的省立第九中学．
    少年时期的赵慈庚精力充沛、兴趣广泛．他自己回忆说：“中学时期的生活是我最难忘的一段，好像自己能力很大，觉得没有不能做的事．也确实做了不少事．”他对数学最感兴趣．作业一题不缺地做，尤其觉得证几何题是一种享受．他的国文在班上是最好的，英文也是优等．正课已经很忙，但还喜欢画画、音乐．学校的课外活动有各种学会，他主要参加数理化学会，并主持这个学会两年之久．请人讲演、刻写讲义，制作图表，每周花的时间不少于20小时．为此，1927年学年结束时，学校发给他一张褒奖状．
    军阀混战殃及学校．他们这届学生延至1929年1月才毕业．由于家境不裕，赵慈庚只得就业．开始，他留校当书记，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他的老师郑洁泉先生劝他说：“一个人活一辈子，酸甜苦辣咸的滋味都要尝尝．书记这个工作没什么味道，还是找有味的工作好点！”于是，他只当了7天书记便毅然辞掉，到农村当一名待遇较低的小学教师．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升学深造的愿望．这年6月底，已经有许多同学去北平考学．7月初有一位姓边的同学，动身之前故意留给他一封带着讪意的信，说：“您不考大学就是没出息．”激动之下，他借了30块银元，加上几个月积存的薪金，背着父亲和祖父去北平赶考了．
    他深知自己没有从政经商的能力，只能学得一技之长，日后参与实地工作．他很愿意学工，所以先报考北洋工学院．转而一想，自己不大喜欢洋人文化，而且家庭经济力量薄弱，于是投考花费较少的北平师范大学．那年报考师大的学生2000余人，而录取名额只有120名．赵慈庚对自己的学业有充分的信心，顺利地通过了初试、复试，被师大录取为理预科学生．在最后口试时，主考人第一句就问他：“你愿意教书？”他回答：“愿意．”“那一辈子教书？”“我愿意一辈子教书．”果然，他毕业后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从事了教育事业．
    入学后，从未见过的图书馆耸立在他眼前，鉴于自己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恨不得把书库的书读完．他猛然觉得书里的知识比画画、唱歌一类技艺重要得多，于是放弃了旧日的爱好，专心刻苦读书．第一年选课竟达每周37小时．每天上课之外，便在图书馆做作业．十分疲劳时就下楼散散步．半年时间作业本叠在一起将近一尺厚．这样坚持了一年，便得了失眠症．暑假回家父亲要从思想上给他治病，让他读《庄子》．这和他喜爱的数学是大相径庭的，但父命不敢违，只好耐着性子读下去．经过一个时期后，他也确实领会了《庄子》的一部分精神，把名利看得很淡．为了追求知识，他仍奋力读书．
    在那时，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无论如何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即使是花费较少的师范大学也上不起．升入数学系本科以后，赵慈庚就在师大群化预备学校兼做数学教员．这所学校是师大学生业余办的补习学校．他们在这里一者可练习教书，二者对经济不无小补．后来他又到私立中学兼课．这样半工半读就解决了全部的生活费用．
    1934年，赵慈庚到了三年级，又开始为他的老师傅种孙执砚墨役，每月得润笔20元．傅先生所著“高中平面几何”二、三两版的制图、校对等工作，主要由赵慈庚担负．他还常代傅先生答覆外地请教几何问题的来信．傅先生住在师大附近，时常派个小孩子把这种信送来，有时还是晚上八九点钟．于是必须连夜解答，誊清后第二天交给傅先生签名付邮．
    1935年赵慈庚以优异成绩在师大数学系毕业，经教育系主任李湘宸推荐，到河北省立泊镇师范作数学教员．他初入社会颇有雄心，想让自己教的学生高人一头．他以为自己的志趣即他人之所乐，因此在教学上花了很大气力．然而，师范学生关心的是小学教育，学校注重的是传授教学方法，不重视数学理论，所以劳而无功．这一年他的工作经验是：“学生若真不欲学习，神人不能使之就道．善诱云者，特收效于乐业之人己耳！人各有志，教当因材，何必按住每个人的脑袋读死书呢！”于是，有了易地之想．1936年暑假，经傅种孙推荐，转入师大附中．泊镇师范的校长责备傅先生拆台失义．傅先生作了一番解释之后说：“30年后请您再看赵君的成就，那时您会原谅我今天的唐突！”
    赵慈庚大学毕业时给自己立下誓言：“社会虽恶劣，必入其中而不陷焉；学问无止境，必百忙中而不辍焉．”对于泊镇的一年，他回忆说：“读书之志有余，而潜心之时良少．何则？同事比邻居，瀹茗清叙，于德无损，于事无益，而来者难拒．时光如此消磨，亦殊可惜．”迨回北平，寓于算学丛刻社之书库院(和平门外西河沿185号)，除一老工友外，晚间别无第三人，一壶开水，几个烧饼就是一顿晚饭，只有同学闵嗣鹤是常客，确实是一个好的读书环境．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芦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教育界爱国人士陆续撤往后方．赵慈庚于8月中旬绕道回乡．9月下旬又只身离家，经太原、潼关，于10月初到西安．到了这里才知道，西迁的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
    不久，原北平师大附中的18位教师先后西来，受命立即招生，重建附中．经多方奔走借得西安东大街玄风桥22号张学良卫队的旧营房50余间做校舍．学校定名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高中部．这18位教师有的去筹划教学设备，有的办理招生工作．当时敌机频来轰炸，于是试场规则有一条是“如遇空袭警报，考生将试卷留置桌上，由监考人率队赴防空洞，不得交头接耳”．借着师大附中旧有的声誉，报考的人很多，能上榜的200余人多属英才．他们多半是战区流亡来的，都有爱国思乡、奋发图强的意志，学习十分刻苦．18位教师为伤时忧国、抛妻别子跋涉西来，未及喘息即焚膏继晷开帐授课．这样的教师、这样的学生，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
    赵慈庚对学生学习的自觉性感触良深．他回忆道：“我授课时，觉得学生好像电灯，刚一按钮就亮了，不需督促，个个把作业完成得很好，和以前的教学工作大不相同了．”
    临时大学于1938年步行穿过秦岭迁到汉中，奉教育部命令，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开凿川陕公路的工程师赵祖康工于楷书，沿途山崖有许多他的石刻题字．那时公路还待铺上一层石渣．每隔六七里便有一组工人席地而坐，挥着铁锤砸石子．赵慈庚在迁校路上很有感触地对同伴说：“几百年后，人们会指着山崖上的题字说公路是赵祖康修的，谁也不会想到这些砸石子的工人，他们都是无名英雄啊！中学教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汉中，高中部借用城固县城南40里古路坝的天主教堂一部分房屋为校舍．古路坝是巴山北麓一小块平地．天主教堂建在中央的山岗上，稻田环绕，水声淙淙，环境幽雅．学校在这里住了16个月．1938年秋，学校添了初中班，改称联大附中．1939年春季，随着师大的独立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到了暑假又从古路坝迁到城固东关外关帝庙新建的校舍．教室和宿舍都是草房，每个教师一张竹方桌、两把竹椅、一副床板、一盏油灯，便是全部家具．由于通货膨胀，教师生活日渐艰苦，尤其是1939年，一个中学教员的月薪大约只能买100个馍(大馒头)，1940年增加了米贴才免于饿饭．然而，这里的教学工作却异常活泼．国难中的学生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一面勤奋地读书，一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通衢贴壁报、演话剧，宣传抗战．在课业方面，也学得十分出色．学校西迁以来，他们在历年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中没有落第的，而且多数人考取两所大学．所以1941年教育部颁发一个奖轴，题字是“启迪有方”．许多学生毕业后奔赴延安或抗日斗争的前线，成为中国人民抗战解放事业的骨干；有的学生继续深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工程师、医生和艺术家．
    旧时中国的教师是不稳定的自由职业，但是附中的教员，历来都从师大毕业生中择优留用，几十年间不曾解聘教员．这里的教员没有职业恐慌．授课有很大的自主权，课本都由教员选定，部颁课程标准所列内容，只要安排合理，可以任意变更次序．肯用点时间的话，自编讲义，学校无不欢迎．教员们当然也顾惜名节，自知奋勉．由于学生素质好，赵慈庚便编写补充教材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以后又在补充教材的基础上自编了一部平面解析几何，体系与流行教本不同，可惜抗战期间出版困难，未能问世．
    赵慈庚教学极为认真，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逻辑严密自不待言，小至图形的点线位置，大至解题证题的结构层次都在要求之列．时过40多年，学生们说到他当年那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时，无不肃然起敬．严格要求别人，必先严于律己，赵慈庚自己的进修工作也坚毅过人．午睡两小时后坐下就读书，到晚饭时停止，饭后散步一小时，晚自习时到教室巡回一遍，回来后青灯黄卷到凌晨两点才就寝，7点半又起床．这样劳累了两年，便酿成50年不愈的胃病．当时这种孜孜不倦的苦读精神在附中教员中是普遍的．1940年春节，教师们在各班参加留校同学的同乐会后，回到自己的草房坐下来照常读书．夜12点后，赵慈庚到室外想把胀昏的头脑冷静一下，这时另一位老师也从室内捧着茶杯走过来．对他说：“你看这大年三十夜里，城固的人都睡了，唯有我们这10间草房的灯全亮着！”这就是当时附中教员的生活．赵慈庚常说，自己才不过中人，能够粗有所成，全是苦中得来．
    1939年他开始在大学先修班兼课，这年暑假后，在西北医学院兼任讲师．1942年应西北工学院之聘任数学讲师，1945年升副教授．次年10月临时赴兰州西北师院执教半年．1947年春，由兰州回西北工业大学．学期末，西北大学和北洋大学数学系都来邀请．论工作，他愿到西北大学教纯粹数学．论进修，平津名家荟萃，北洋又胜一筹．何去何从，拿不定主意，于是去问业师傅种孙．这时傅在英国已经接受北师大数学系主任之聘．他立即致函师大校长说：“今霁春已回西工，近来信谓西大、北洋方争聘之……以前诸信未列霁春为聘首者，正为我知霁春深而人知雾春浅耳……如台端能虚席，即烦迳电霁春约之．”聘约既定，赵先生由于等待次女降生，请假半年，1948年1月回北平就职．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扫旧时代腐败现象．新面貌使赵慈庚为之振奋．1951年他到安徽阜阳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接着又在校内参加建国初期的各项活动．他以主人翁的姿态，在教学上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意见和建议．1952年，各系设置教研室，赵慈庚担任数学分析教研室主任，直至1986年退休．赵慈庚在师大任教，不骛虚名，特别重视师范教育的特点，把大半心血都倾注到中学数学教师的培养和训练上．他在《关于教学大纲的一封信》里指出：“师范院校的教师教的是大学生，但是还需要时刻想着中学生——我们中学生有哪些不足，有哪些弱点？……要针对这些不足和弱点来训练我们的大学生；中学教育要向哪里改进？我们要及早告诉我们的大学生．师范教育应时刻注意这两个问题．”
    他在师大强调基本训练的功夫，要在学生作业中锤炼——解题要先把思路理清，计划书写步骤，写成之后要层次清楚，使别人易于理解．这种训练的目的，是期望将来在课堂上演示时，哪怕事先未曾准备，一旦想好了解法，便能随手写来，一气呵成；并且在理路上，文字上都能做学生的表率．
    旧时我国高等教育几乎没有自编的自然科学课本，教授们或直接采用外国的原著，或自编讲义．解放初，全国高等师范院校都瞩目于北京师范大学．刚刚学会俄文的赵慈庚看到当时苏联一套教科书恰好和我国开设“初等数学复习及研究”这门课程的宗旨相合，便在师大数学系组织人力，把这套书翻译过来．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与几位同仁合力译了四五种参考书．这一套书，对解放后的高等师范教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代数与初等函数》特别适合师范院校的需要，经过五六年使用，国内编出了好多同名教本，都脱胎于这个译本．由梁绍鸿编著、经赵慈庚校订的《初等数学复习及研究·平面几何》一书，是国内平面几何当中最好的中学教师参考书，40年来一直畅销．
    50年代，赵慈庚自恃一贯爱国又历史清白，常常直言无隐，但往往不合时宜．“肃反运动”中，党组织找他谈话，指出他“平时自由主义的言论容易被敌人利用”让他做检讨．这次检讨之后，他自知约束．所以1957年“鸣放”时期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度过了“反右运动”．后来傅种孙被定为极右分子，免去师大副校长职务．赵慈庚虽然没有“沦入”右派，但以后历次运动总是批评他与傅种孙划不清界限．
    赵慈庚一直担负着极重的基础课教学任务，像铺路工人一样辛勤，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在学生身上．他多次说过：“喜爱优秀学生是人之常情，但轻视平凡学生则是错误的．使鲁钝者由自馁而沮丧，是极大的不幸，教师不能辞其咎．十分聪明的天才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平凡的人才是社会生产的主力．以是，教育事业不应偏重才子，能举一反三者固佳，能闻一以知一者也都是未来的力量，不应忽视对他们的培养．”
    他认为，教学成功只凭教师的努力不行，还要学生合作．教师要能使学生乐于听从指导，接受批评，生气勃勃地一往直前．赢得学生的合作是一种教学艺术，只能随时、随地、因人、因事顺应引导，而师生诚恳相处则是基本因素．“修业不欲其奇而欲其正，除弊慎用惩，矫枉但举直”．是这些教学原则，使他成为受学生爱戴的教授．
    赵慈庚治学严谨，特别重视理论体系和逻辑推理，反对耍小聪明．他说，中国古代数学曾达到很高的成就，但很少有人精通，也终究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数学．原因在于只重个别解决问题的技巧而没有注意系统的理论．所以，他在教学中，在著述里，都坚守“大匠授人以规矩而不示人以巧”的原则．
    一般人认为高等数学教学不需要讲究教学方法，因此不必研究高等数学教学法．近几年来，这种偏见有所纠正，高等数学教学法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他早在50年代就重视高等数学教学法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不少好的论著，如《关于判断幂级数一致收敛的Abel定理》、《坡-梯度浅释》、《关于ε-δ定义》等等，最后在《高等数学教学法的街巷谈》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他40多年的高等数学教学的经验，把备课、上课、习题、语言等一系列教学问题作了深入生动的阐述，堪称一部高等数学教学法的雏型．
    60年代初，他担任一个大班的数学分析课．120人分成4个小班辅导．他亲自批改一个小班的作业．批改十分精细，学生的论证层次不清要改，造句不通要改，错别字也要改．如果学生的论证理路不清，绕了弯子，他就大改，几乎是示范性地重做一遍．30本作业改完之后，他自备稿纸把错误的作业用蓝笔原样抄上，然后用红笔改正，下次上课时贴在教室里供其他3个班学生对照校正自己的作业．较为普遍性的错误或理解不深的问题，下次上课之始一定要重讲一遍．他认为这样才算是在教学上尽到了责任．正是这种言传身教，形成了师大毕业生在数学教学中的严谨、严格、严肃的良好作风．
    做为师范大学的教授，赵慈庚十分关注我国中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改革．他每年要带学生到中学实习，他把观摩教学的评议会变成学术活动．也多次给中学教师讲课，中学教师的请教信就更多了．因此他很了解中学数学教育的实况，便针对其中的问题发表切中时弊的意见，提出积极的建议．早在1954年他就对数学教学大纲的修订提出过重要意见．1959年他从大学新生不适应大学学习的情况中发现了中学数学教育中的弱点，以《大、中学数学教学的衔接问题》为题发表文章．他指出主要不是知识上的不衔接，问题的中心在于中学生缺乏自读能力，只顾作题，不注意概念，不注意逻辑推理．为此他提出了各种挽救的措施．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留下很多遗憾．1962年他在《中学数学的基本训练》一文中，从全局出发，形象地阐明了中学数学的基础和发展的关系．他说：“想谈基础，要先知道建筑的总图，两层楼房的基础和八层楼房的基础不同，若是撇开全局只谈基础，是不会恰当的．”“加强基本训练不仅中学教师有责任，大学教师也有责任．”这些思想指出了当时不重视基础和盲目强调基础的两种偏差．他还从大学教学出发，提出了中学需要补充的基础知识和应进行的基本训练，这对当时的教材编写和教学都有指导作用．1979年他在中小学数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会上发表了《目前中学数学教育中的一些问题》的讲话，提出了进一步改革数学教学的问题，他主张加强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构象能力，又建议在共同的大纲之下，多编几种课本．他还提倡教师进修，反对中学教育只为高考服务．他在各个时期发表的意见和文章都有效地指导了中学数学的教学和改革．
    海外各国举办数学竞赛历有年所，它能开发学生的智力，也能及早发现人才，以便注意培养，使不少优胜者成长为世界著名的学者．各国数学家都很重视这项活动．我国数学前驱华罗庚于50年代就在北京倡导数学竞赛．赵慈庚从那时起就是这项活动的积极领导者和组织者．北京市历次数学竞赛，从赛前辅导、命题，到试卷分析、总结评奖，他都亲自参加．他所写的《参数与参数方程》、《谈谈解答数学问题》等小册子，都来源于竞赛前的辅导报告．这些作品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学习研究能力，启发思维、传授思想方法．它是中学教师良好的教学参考书和中学生的优秀课外读物．
    他对数学教育所倾注的心血沐浴了我国一代学子．现在四五十岁的数学工作者和中学教师对赵慈庚的名字都是熟悉的．
    尽管赵慈庚与世无争地致力于教学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缘于前10年的毁谗把他打成“反动学术权威”．60年代初期，经数学系总支书记同意并组织人力，委托他主持为傅种孙整理遗著．这事也被造反派指责是“为右派分子翻案”．他自信自己做人的清白与正直，默默地忍受着这些“罪名”．他来自农村，习惯于体力劳动．扫厕所、抬**、做泥瓦工，他都干得很好．这些惩罚非但没有使他孤立，反而使群众对他更了解了．他并不恚恨这10年的遭遇，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破坏却使他痛心．他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数学教材搞得支离破碎是“拿科学当儿戏”，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毁灭文化，作践学术”．
    十年动乱结束后，他的精神又振奋起来，虽年近70，仍奋力工作，他和蒋铎合译了卢丁的《数学分析原理》．这是一本近代的数学名著，受到数学界的推崇．他又和北京大学江泽涵共同主编了一套《大学基础数学自学丛书》共13卷，并亲自撰写了其中的第一卷．在“文革”刚结束的时期里，这套丛书十分适合自学青年和大学生的需求，很受欢迎．198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还整理出版了《赵慈庚数学教育文集》．其中收集了他多年积累的讲稿和论文．内容都是他在教学工作中的亲身体会，是实践的经验总结，对从事数学教育的人员很有裨益．

　

(三)

　

    赵慈庚热爱生活，兴趣广泛且多才多艺．读高小时学笛萧，初中时学弦乐、唱昆曲，还用许多时间学国画．他平时爱菊，所以善画菊，老来年年种菊．31岁胃病严重时，为了排遣忧闷，重习画功，在汉中生活的8年里留下了许多素描和水彩画．这些画记录了川陕一带的风土人情．他喜爱大自然，“游名山大川养浩然正气”．尽管困苦潦倒，每到一地必定要游其名胜古迹．泰山、峨眉山、都江堰、青海的塔儿寺、陕西的华山，都有他的足迹．50年代，他还利用假期游览了青岛、杭州、苏州、庐山、黄山等地．他曾说：“看了大山使人心神稳健，能感发坚持精神；登绝顶一望平畴，能顿时消除积年块磊；瀑布代人泄忿，清漪添人和气．几声骂鸣把思想引上静谧的碧空，一阵幽香使脚步移向温暖的花乡．心里存下这种天趣，能抛却层层缠绕的伤怀琐事，能平步大大小小的坎坷泥潭．”这种对大自然的皈依是他战胜艰难疾病的主要原因．
    他的父亲本不想让他专攻数学，少年时期给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文学基础．所以，他每到一个班，总是国文科的案首．后来虽专攻数学，而始终没有丢掉这点功底，不时写些小品．解放前积累了200余篇．他每次游览归来，都用古文写一篇游记，往往把世故人情寓于登临观赏之中，隽永而有深趣，流利的文笔耐人寻味．解放以后，随着时代改用语体，即便是数学小品，中学生们都欣赏他的文字，而不仅是数学内容．他为傅种孙和闵嗣鹤写的生平事略，语言简洁，文情并茂，使二位先生的道德学问跃然纸上．可惜的是，解放前写的文艺小品都在十年动乱中散失了．
    赵慈庚生长在小康的农家，读书的十几年中，暑假回家参加一部分农田劳动，深知物力艰难．因此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童年时过春节，大人给换件新袄，他总觉得有点羞怯．建国以后，他和夫人都是教授，工资收入比较高，但全家仍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当时家庭环境好的学生多半不愿在学校入伙，他的女儿却认为学校的饭比家里的好吃．他对子女要求甚严，屡次告诫她们不要为物欲所蔽，过分逸豫不仅泯人意志，也会使身体柔弱．
    平时他把金钱看得很轻，把情谊看得很重．对亲友、对集体、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他都毫不犹豫地承担．亲友、学生以及家乡旧契，凡有所需，无不慷慨相助．叔叔、堂姐妹家就更不必说了．大姐活了94岁，她的儿子由赵慈庚供其读书，直到大学毕业．赵慈庚在经济上接济这位姐姐和姐夫直至寿终．“文革”中他做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时，除了几千册藏书和简单的旧家具之外，别无长物，造反派深以为怪．
    他对来信、来访或求教的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中学生，无论问题多么浅显，他都郑重其事地予以解答，从不摆教授的架子．有些学生，甚至素不相识的人托他在京买书，他都奔走代办．这些琐事占用他很多时间，子女劝他不必如此认真，他却认真地说：“人家信任我，才托我办事，我能让人家失望吗？”
    1986年赵慈庚退休了，虽然没有固定的教学任务，但仍在发挥余热．除了整理自己的文稿外，他还用大量时间为中青年教师审核或修改论著．他对此事又特别认真，一丝不苟，订讹勘误，就像对待自己的作品那样．年近80的老人经常工作到深夜．
    他常说：“我这个人有点傻，利害关头不知趋避．”他上初中三年级时，冬天晚自习的中间休息时间，同学们围在火炉边说说笑笑．铁炉的一条腿上的螺钉脱落了．铁炉不知被谁碰了一下，訇然倒地．同学们四散而去，无人承认碰这炉子．赵慈庚是值周生，便自己承担责任，向学校报告．他代人受过，接受处分．“反右”时期，傅种孙被定为“极右”分子之后，大会小会，天天声讨；大字报、批判文章连篇累牍．有人劝赵慈庚也发言批判．他用劝善的态度只简单地讲过一次话，再没有第二次表示．他想的是自己追随傅先生20多年，到师大任教又是傅先生邀来的，难道当众骂他一顿就算和他决裂了吗？既然如此，又何必装模作样给人看呢！以形役心，在他的思想里是不容存在的．避害趋利，人之常情，然而他在邪正关头决不苟且．言由理出，行以义始，从不知逢迎阿谀为何事！
    童年的家教使他的性格偏于拘谨．可能是长辈管教偏多，他好像疏于人事，显得有些呆．他明知自己有呆气，但还要这样呆下去．1990年他已80大寿．他概括地回忆说：“平生百无一长．所堪自信者，律身唯一勤字，持家唯一俭字，处世待人唯厚与恕，此皆父祖之所勖，亦愿以勖吾子弟．”在他四五岁时，冬夜漫漫，母亲让他钻进被窝，然后拿起针线，一边缝纫一边讲劝善惩恶的故事．她总把话题归结到“吃亏让人”上去．母亲告诫他说：“若想做成一点事，必须吃苦耐劳”，“人生来不是要享福的，而是要做活的”．在走向社会后50多年人事磋跌之中，他始终不忘母亲的教诲．严格、淳朴的家教，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他自己的毅力，织成了他忠厚、正直、守廉、坚韧的性格，呆头呆脑地在白笔、黑板之间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给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不愧是一位道德可风的数学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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