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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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立夫 1890年7月 4日诞生于浙江省平阳县(今苍南县)． 1978年2月 3日在广州逝世．南开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南开大学算学系第一任主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高等数学教育、几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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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立夫是现代数学在中国最早而又最富成效的一位播种人，为我国数学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1919年，我国第一个数学系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系统的现代数学教育的开始．半年后，即 1920年初，姜立夫创办南开大学算学系①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把现代数学移植于中国．概括起来，他的这项事业，与中国大局相应，也与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相应，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1920—1937)，从南开大学算学系创办到抗日战争爆发．他以主要精力用于数学人才培养，同时积极从事旨在促进数学发展的各项基础性工作．在此期间，经过他和其他先驱者的不懈努力，现代数学在中国土壤上已经历了生根、发芽、开花的过程，并开始结出果实．这时期，姜立夫风华正茂，任务最艰辛，工作最勤劳，成就最卓著，值得作为重点介绍．

第二阶段(1937—1949)，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科学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挣扎前进．姜立夫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除坚持教学任务外，还兼顾中国数学队伍的组织工作，如领导“新中国数学会”，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等，并进行个人的科学研究．中国数学，在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已结出一批可以立足于世界的成果．姜立夫获得中国数学界人士的信任，政府有关数学的大计，也向他咨询．用陈省身的话说：“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姜先生是中国数学界最主要的领袖．”①

    第三阶段(1949—197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有过曲折，中国教育、科学事业发展速度空前．姜立夫时在广州，先后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他年事渐高，健康状况欠佳，但仍积极从事数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作出显著成就．“文化大革命”前(即1966年前)，他已能看到中国数学人才辈出，成果遍及现代数学各个主要领域，数量、质量在世界上占有一席地位：他的早年抱负已经实现．特别是，他能看到“十年动乱”已告结束，中国光明前景在望．

　

(一)青年壮志

　

    姜立夫1890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平阳县(今苍南县)农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植熊是(前清)优贡生，父亲炳訚是国学生，哥哥蒋是举人．姜立夫原名蒋佑，字立夫，1920年起改用立夫为名．

    姜立夫6岁丧父，10岁丧母，那以后主要由哥嫂抚养成长．他早先在祖父所设的家馆读书时，就天资过人．14岁时，祖父去世．次年，哥哥送他到平阳县学堂学习，17岁时，改入杭州府中学堂(杭州中学前身)．1910年6月应游美学务处第二批留美考试，录为备取．次年2月，入游美肄业馆(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第一班高等科补习英文，7月参加幼年生英语口试及格，8月乘“中国号”邮船赴美．哥哥蒋为他备置行装，陪他到上海，送他上船．这年姜立夫21岁．同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1913年，蒋任浙江省参议员．

    到美国后，姜立夫入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大学(伯克利)，专攻数学．1915年获学士学位．那时民国虽已成立数年，中国的贫弱落后面貌依旧．姜立夫认为，中国要富强起来，需要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基础，因而也需要数学．他还认为，他到美国，用的是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那是中国人民血汗换来的；用了人民的钱，就应当为人民做点好事．他立志要把现代数学移植于中国．那时候，在中国，现代数学还谈不上有什么基础，他充分意识到，他面临艰巨的任务．但他不考虑成败得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管时机是否成熟”．为了进一步充实自己，以便实现上述抱负，他转到哈佛大学作研究生．1918年，他在哈佛受聘为助教，作为奥斯古德(W．F．Os－good)教授的助手．1919年5月，他提出博士论文《非欧几里得空间直线球面变换法》．论文是在库利芝(D．L．Coolidge)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内容是用代数和微分几何方法来讨论射影空间的直线和非欧空间的球面之间的一宗——对应关系．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1919年10月，蒋去世，留下一个12岁的儿子子骥和一个9岁的女儿淑雁．姜立夫兄弟情谊深厚，他必须承担哥哥身后留下的各种任务，特别是抚养、教育遗孤的责任，于是辞掉哈佛的工作回国．

    姜立夫接受天津南开大学聘约，为算学系主任．到职之前，他到平阳家乡，停留了两个月．他离国9年，初返平阳，便以其谦虚朴实的风度，感染了那里的人们．对他们来说，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就是“洋状元”．几十年后，人们谈论他时，还提到他“不坐轿子，自己拿行李”．当有人恭维他学问渊博时，他回答说：“数学这门学问好比一株树，我只是学到一张叶子．”

    在平阳，姜立夫一方面整理哥哥债务，和族人一道组织修建姜祠(姜族祠堂)．另一方面，倡议以姜氏族产全部充作“学田”，创办爱敬小学，以教育姜姓子弟，同时聘教师在家馆教侄女淑雁和几个堂侄女．这体现了他男女受教育应有平等机会的思想．赴津时，他携侄儿子骥，堂侄子骞、子睢同行，送他们入南开中学学习．对家乡和侄辈的教育，他是善始善终的．次年暑假，他又回平阳，重整爱敬小学，修理校舍．半年后，送淑雁到平阳龙湖女子小学上学．次年暑假，他第三次回平阳，携淑雁到天津，入新成立的南开女中．30年代，子骥、淑雁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算学系．姜立夫还亲自送淑雁赴美深造，这是后话．

　

(二)全力以赴 艰苦创业

　

    开创任何一项有长远意义的事业，总要经历后人未必能想象的困难，姜立夫之于中国现代数学，正是如此．

    在姜立夫学成回国时，中国的现代数学基础依然极为薄弱．高等学校开设的数学课程很不完备，质量也难以保证；至于科学研究，则还没有人在国内作出创造性成果；在国外，也只有极个别中国留学生(如俞大维、胡明复)发表了论文．显然，把现代数学扎根于中国，首先要有一批经过严格训练，能掌握现代数学的人才．姜立夫就是始终不懈地把培养人才作为自己事业的中心环节的．

    姜立夫创办南开大学算学系时，该校才成立半年，但有其优越性．首先，它是私立，因而领导班子稳定，受**影响较小，而且经费虽不多，教师薪金也较低，却有保证，不像公立学校经常欠薪，影响教师积极性．其次，它的主要工作人员在南开中学工作多年，有较丰富办学经验；它富有朝气，规模小而效率高；南开中学还能向大学输送优秀毕业生．所以，和当时别的学校相比，它的教学秩序较稳定．姜立夫到校半年后，邱宗岳到校，创办化学系；又一年后，饶毓泰到校，创办物理系．这三人年富力强，工作严肃认真，志同道合，南开大学理学院水平办得较高，他们就成为南开大学最早的元老．

    至少在前四年中，南开大学算学系只有姜立夫一位教师．他同时担任理学院公共数学课和本系专业课的教学任务．他根据学生情况，需要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分析、几何、代数各方面的课，他轮番讲授，并都能保持较高质量．陈省身称当时南开算学系为“一人系”，这是名副其实的．除了教学任务之外，他还必须处理数学书刊的订购工作和其他行政事务．后来他回顾说：“一人包一个系，我感到吃力”，幸而学生人数不多，“我用全力对付他们”，希望他们成才后“帮我把更多的现代数学搬回来，改进国内大学数学教学的质量”．因此，当他看到自己的学生逐渐成长时，他感到无限欣慰．

     1924年，刘晋年作为南开大学算学系第一个毕业生留校为助教；1925年，钱宝琮来校任教(到1927年止)．至此，姜立夫一个人办系的局面虽已打破，但最主要的数学课还是由他担任．

    在南开算学系有了一定基础后，1925年，经南开大学同意，姜立夫应厦门大学邀请，到该校任教一年．这年刘晋年参加清华留美专科生公开考试被录取，到姜立夫母校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同年江泽涵、申又枨则在南开算学系毕业．姜立夫把申留在南开接替刘晋年的工作，而把江带到厦门大学．这年厦大延聘了大批高水平的教授，如文科的鲁迅、林语堂、顾颉刚、罗莘田，理科的姜立夫、胡刚复、秉志等．姜立夫对厦门大学寄予厚望，在和朋友交谈中，时常提到如何把厦大办成南方的一个教学和科研中心．他为厦大算学系安排教学计划，大量购置书刊，使该系气象一新．1927年，姜立夫回南开大学，江泽涵则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继刘晋年之后，也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

    应该指出，20年代中国的主要大学都先后成立了数学系，现代数学教育逐渐在全国推广．姜立夫孤军作战的局面也有所改变．

　

(三)事无巨细 严肃认真

　

    需要具体地回顾姜立夫在此期间的各项工作．

    培养高质量的基础理论数学人才，是姜立夫突出成就之一．其所以能取得成功，首先自然是由于他本人具有广阔而深厚的数学基础，很高的科学素养，又有对事业的高度热情和完善的教学方法．他的教学工作值得较全面地介绍．

    课堂讲授是最主要的教学环节，姜立夫在这方面是有其独到之处的．课室光线来自左方，除了在黑板上书写公式或作图外，他总是站在课室左前方，让开黑板，面向学生讲解，便于学生耳目并用，手(记笔记)脑并用．他在黑板上书写或作图时，并不中断解说，连每个数学记号都边写边念，从不出现哑场．他十分注意节约黑板空间，只写公式及少数名词、人名和绘图，板书及绘图整洁简炼．擦黑板时总要保留尚须参考的公式．他作图时，一般是徒手，只有图形必须十分准确，如投影(即射影)几何中的复杂图形时，才用直尺，而且总是使有关交点落在黑板范围内．他使用颜色粉笔，系统而不滥，用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对象．他讲课有时有教材，没有教材时，常常只在一两张废日历纸上记下简略的提纲．但他永远是离开教材或提纲讲解，教材、提纲只起备忘作用．

    姜立夫这种课堂讲授方式，需要讲者透彻驾驭讲授内容，精神高度集中，有坚实的逻辑推理能力；其优点是能带动学生也聚精会神，随着教师的思路进行同步的逻辑思维，取得最佳教学效果．他经常把几何直观和严格的形式推理相结合，把内容讲得生动活泼．他讲课不疾不徐，口齿清楚，听者不感吃力．这样的讲授，学生的收益远远不限于本课程的知识，在姜立夫言传身教中，他们能得到逻辑思维和逻辑表达能力的严格训练，尤其是解决问题的训练．

    这种方式最适用于基础课．对于高年级选修课，姜立夫有时采取由学生轮流报告方式，而他则根据学生条件分别指定阅读文献．学生多半能以他的课堂讲授为榜样，得到组织讲授内容，用自己语言讲解的实际锻炼．

    课外练习，是数学课另一个重要环节．姜立夫对习题要求严格．每课必留适度练习，下次课前交回，放在课桌上．习题一律用方格纸书写，便于书写整齐，便于绘图，也便于进行数值计算(每个数字占一格)．每课学生座位早已排定，第x行第y座就用(x，y)表示．交来的习题一律纵向对折，反面朝外，在坐标(x，y)后写上姓名．下次上课，先把经过批改并记上分数(五级分)的习题发回．次序已预选排好，由(1，1)起，按次序横传到第一行末座，即递到第二排末座，逆向传到(2，1)，如此来回，顷刻发完．对习题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姜立夫作扼要说明，然后问学生对以前讲授内容有无疑问，随即进行新的讲授．

    对于高年级课，姜立夫的考核方式就不拘一格．当不使用教材时，每讲完一章，他让学生整理好笔记定期交上．有时学期考试用书面读书报告代替，题目和参考书由他根据情况分别指定．例如高等代数课，对学生中物理系的吴大猷，他就让他写关于二次微分齐式的短文，因为这有利于他学习相对论．也有些课的书面报告，从题目到内容，都由学生自选．

    总之，姜立夫这一整套教学方法，使学生接受严格而全面的训练．而且，由于他注意了因材施教，不同基础和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良好的教益．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他就培养了一批有长远发展前景的毕业生，江泽涵、陈省身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姜立夫的教学方式，其影响甚至及于外校．1931年，江泽涵由美学成回国，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北方公立学校教育经费长期拖欠，教育质量不能保证，教学秩序深受影响．以北大数学系为例，对学生要求不严，成绩考核很不认真．江泽涵是专攻拓扑学的．姜立夫向他指出：“等有了经过严格训练的高年级学生时，你才可以教拓扑学，切不可以在沙滩上筑大厦．”还建议他从低年级课程教起，并随班前进，以便让学生受到严格训练．江遵照姜的指导，第一年只教一二年级的课，并大体按照姜立夫的教学模式，从严要求学生．一年级的学生不能接受，还罢课几天．幸而院系支持，罢课中止．如此坚持二三年，终于能在高年级组织讨论班，并开展科学研究．实践证明，按照这个方针，取得了良好效果．江泽涵接任系主任后，1935年，姜立夫又让已由美国回来的申又枨到北大协助江的工作．江泽涵经常谈到姜立夫帮助北大数学系完成教学改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数学书刊的选购是姜立夫始终抓得很紧的一项工作．在南开，这项工作是名副其实的“从零开始”，而他一起步就考虑到长远的需要．在短短的十年间，南开的数学书刊质量上就居于全国前列：重要期刊和丛书都是完整的；重要数学家论文集也收集不少；一种专著，新旧版各具特色，就都置备；还有不少绝版书．抗战期间，这批书刊大半运抵昆明，对西南联大数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帮助很大．运到越南海防的一部分，被日本侵略者掠走，战后归还，已经不全．

    姜立夫也帮助北大选购书刊．他曾任北京图书馆购置图书的顾问委员会委员．根据他的建议，该馆购置了整套各国综合性科学期刊，如伦敦皇家学会数理科学会报等．这种期刊是一般学校无力置备的．在厦门大学、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他都亲自指导数学资料的采购工作，这对他几乎已成为一种嗜好．

    姜立夫把数学模型也作为基本教学工具．在南开大学时，他曾从德国购置了一整套模型，有石膏的、金属的、丝线的、纸片的等等，讲到有关内容时，就带到课堂上让学生通过实物加深领会．这套模型战后下落不明．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他也曾指导学生制作模型．

    姜立夫另一项倾注心血较多，持续时间也较长的工作是数学名词的审定．1923年7月，中国科学社成立以姜立夫为主席的数学名词审查委员会．那以前已由科学社委托胡明复、姜立夫着手起草数学名词草案．不幸胡明复过早去世，起草工作重责就主要由姜立夫承担．1925至1932年，在《科学》杂志上就陆续刊出数学名词(草案)，除中文外，还有对应的英、法、德、日名词．到1928年，名词草案已编印成册．草案前有定名原则的明确说明．草案系统而科学，博取古今中外名词之长而自成体系，词汇广泛而不生僻．为了便于整理和进一步修订，他将全部名词制成卡片；可惜因人力不足，补齐法、德、日诸国名词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1931年数学名词经审查定稿，1938年由科学社名词审查会正式出版，定名为《算学名词汇编》，这是中国第一部数学名词典．曹惠群为该书写的序中提到，原拟请姜立夫写序，但姜谦逊固辞，并说：“劳而无所获，在研习科学者不以为病；苟有所获，而于国计民生，得有裨补于万一，则用力虽多，亦足引以自慰．”由这些话可以看出姜立夫一贯谦虚谨慎只求有利于社会，不求个人名利的高尚风格．事实上，由姜立夫领导审定的，虽然只限于纯粹数学方面最基本的名词，但已构成今日整个数学名词的基础．1938年后的十余年间，数学名词的多次补充修订，姜立夫也都曾参与．

    姜立夫深知，教学质量主要决定于教师水平；而在青年中发现优秀人才，使负担重任，在工作中成长，尤其重要．姜立夫对苏步青的大力推荐正是表现这一观点的典型事例．还在苏步青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为研究生时，用英文名发表了几篇论文．姜立夫见后，只知他是中国人，就向厦门、北京、燕京、清华几所大学推荐，苏步青不知聘书来历，因研究工作尚在进行中，都未能应聘．后来他们相遇，才知原委，并发现两人还是同乡．1933年，他们同时接到浙江大学聘书，为了让苏充分发挥作用，姜即辞聘，留在南开．苏步青对姜立夫这种热情奖掖后学，不存任何门户之见的精神，深为感动．

    鼓励青年到外国深造和延聘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在当时都是十分重要的措施．对此，姜立夫非常重视．除鼓励自己的学生出国深造外，他还是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和科学研究补助金委员会的委员，对于加强各单位研究的物质条件，通过评审给予在国内外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资助以便深造，都作出了贡献．他还曾为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命数学试题．

    经姜立夫推荐，由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1932年，北京大学邀请德国汉堡大学微分几何学家勃拉舒克(W．Blaschke)来北京讲学，包括姜立夫在内的京津数学界人士都来听讲．这是世界一流数学家来华讲学的第一次．接着1932至1934年，北大又聘请汉堡大学中年数学家施佩纳(E．Sperner)来校任教．这两人来华，导致后来陈省身(南开，清华)、吴大任(南开)、张禾瑞(北大)等先后都到了汉堡学习．姜立夫还帮助北大洽聘哈佛大学已退休的老教授奥斯古特1934—1936年到北大任教．北大后来成立研究部，聘请一些外国专家来教学，也都得到姜立夫的帮助．

     1934年夏，侄女姜淑雁在南开大学算学系毕业．原来姜立夫1909年曾娶妻吴氏，但在姜赴美前，吴氏即去世，姜一直独居．1922年，淑雁到津后，就和叔父住在一起，亲如父女，胜似父女．她大学毕业时，姜立夫已决定到德国进修，就先同路到美国，把她送到一个学院做研究生，安排妥贴后，姜立夫才经英国伦敦到德国汉堡大学进修．当时汉堡大学已成为德国新兴的数学中心，陈省身正在那里，在勃拉舒克指导下读研究生．次年，姜转到哥廷根大学．那时希尔伯特(D．Hilbert)年事已高，不再从事数学工作，但该大学的数学图书馆组织极好，资料完备．姜立夫在那里查阅文献，重新开始他的个人研究．这年秋，吴大任和夫人陈辤已在汉堡进修，姜立夫曾到汉堡和他的三个学生欢聚．1936年春，吴大任夫妇又到哥廷根小住，姜和他们结伴畅游德国中部的哈尔兹山．是年夏，淑雁在美获硕士学位后，偕其未婚夫叶楷取道欧洲返国．姜立夫来汉堡为他们主持婚礼．新婚夫妇在欧洲度蜜月，最后和姜立夫在意大利会合，同船回国．

    这年10月，姜立夫与胡芷华在上海结婚，从此有了美满家庭．胡芷华是敦复、明复、刚复的幼妹，和姜立夫早有婚约．婚后，姜立夫返南开大学任教，胡芷华同行．1937年，日军侵华，南开大学迁长沙，和北大、清华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姜立夫因夫人分娩期近，暂留天津．9月长子伯驹生．次年8月迁上海，11月次子仲騄生．12月，姜立夫只身到昆明参加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回上海与家人重聚．

　

(四)在战争环境中团结奋斗

　

    在昆明，西南联大集中了三个学校的力量，学术空气极浓，而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却极艰苦．作为南开大学教授，姜立夫担负和其他教授相同份量的教学任务，并进行个人的科学研究．在此期间，他在团结数学界，同心协力，发展数学事业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

    中国数学会是1935年7月成立的，会址设在上海．当时姜立夫在德国，被推为评议会成员．抗战开始后，由于学会多数领导人留在上海，开展会务困难．1940年，在昆明的数学工作者发起，成立了“新中国数学会”，推姜立夫为会长，陈省身为文书，华罗庚为会计．理事会有陈建功、江泽涵、苏步青等．在贵州的浙江大学的陈建功专程到昆明参加成立大会．1942年，又曾在西南联大召开纪念牛顿诞生300周年的大会．限于战时条件，新中国数学会未能组织更多的大型活动，但它的成立，却明显地推动了昆明及其他各地的数学工作者组织学术活动，活跃了研究风气．

    早在1935年，姜立夫在德国时，就受聘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1941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决定增设数学研究所，在昆明设筹备处，以姜立夫为筹备主任．筹备处提出的首项任务是图书购置，研究院院部和教育部并已为此拨款．但在战争环境中，终难购到．幸而1942年，经院部同意，聘请苏步青、陈建功、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五人为兼职研究员，1943年，又增聘姜立夫一人．利用浙大和西南联大残余设备．到1943年，这六人已完成研究论文41篇，大半发表在英美等国刊物上．姜立夫以筹备处名义向院部提出的第一次报告中，列举了这些论文题目和有关刊物，并满意地指出：“本院数学研究所虽未成立，已有成熟之作品与国际学术界相周旋．遭时多艰，有此表现，前途未可限量．”报告还热情地希望“此极端抽象之基本学科，得以孕育滋长，发扬光大于国中，则学术幸甚，国家幸甚．”事实上，这些论文是我国数学界先驱者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所培育出的优秀成果的一次(不完全的)检阅，而报告中所提的希望，则代表着先驱者们对我国数学事业的殷切期待．

     1944年，数学所筹备处增聘许宝騄、李华宗为兼职研究员．自该年3月至次年2月，八位兼职研究员共完成论文30篇．姜立夫为筹备处所写的第二次报告中指出：这些论文“对于所研究之问题，俱能创立崭新之方法，探得珍贵之结果”．应当说，一年间有此丰硕成就，表示中国数学队伍的进一步成熟，同时也可以认为，筹备处起了一定的组织促进作用．

     1945年，姜立夫在《科学纪录》上发表了“圆素与球素几何的矩阵理论”(英文)．这是对经典圆(球)素几何的新发展．

    是年7月，日本投降．11月姜立夫返上海和阔别7年的家人团聚．在昆明期间，淑雁夫妇于1939年也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和姜立夫生活在一起，得以相互照顾．这时姜夫人胡芷华则在上海大同大学任教．

    回上海的次年，姜立夫曾患胃溃疡住院．出院后，6月，由教育部选派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进修，同时调养身体．数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改在上海进行，并由陈省身代理．1947年7月，数学所正式成立，姜立夫被任命为所长，仍由陈省身代理．1948年1月，研究所迁南京．当时有专任研究员4人，专任副研究员2人，兼任研究员6人，助理员10余人．同年6月，姜立夫自美返国，坚辞所长职务，表示愿回南开大学，并于秋季到南开讲授圆(球)素几何学．9月，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2月，陈省身受聘赴美，姜立夫奉电令到南京主持数学所迁台事宜．于是数学所被迫将图书装箱运台．次年2月，姜和家人也到了台北．

    姜立夫到台，原为环境所逼；他深感自己的事业不在台湾而在大陆．但要回大陆，则必须有周密安排，免生枝节．1949年夏，江泽涵由欧返国，途中滞留香港时，曾一度乘机到台相会．他见姜晚间紧闭门窗，窃听北京广播，听扭秧歌，足见其身居台湾，心在大陆．是年9月，其时国民党政府尚在广州，姜以汇报工作为名，只身到广州．随即称病，电台北家属来广州照料．于是全家在广州迎接解放(10月14日)．

　

(五)鞠躬尽瘁

　

    姜立夫由台北到广州，路经香港时，曾和陈序经相会．陈是姜多年老同事，曾任南开大学政经学院院长和教务长，当时任岭南大学校长，他聘姜到岭南大学创办数学系．姜立夫年近花甲，但雄心未减，决心在教会大学办成一个出色的数学系．他除了以一贯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教学外，重点抓两件事：一是整理和购置数学书刊，岭南这批图书在院系调整后便成为中山大学的重要数学资料；一是延聘学有专长的教师，郑曾同就是在这时受聘到岭南大学工作的． 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在此前后，南开大学曾尽力请调姜立夫回校，都未成功．

    在岭南大学期间，姜立夫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数学研究所筹备委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50年8月，他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向中国科学院汇报前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情况时，移交了该所向欧洲购置图书资料的外汇余款．后者之为人称道，是因为此数目不小的余款鲜为人知．这事又一次表明姜立夫光明磊落的风格．

    院系调整时，姜立夫任中山大学筹备委员，同时和刘俊贤、胡金昌一道任数学系筹备小组成员．他们既有分工，又通力合作，把数学系办得生气勃勃．1953年姜立夫任几何教学小组长．鉴于当时解析几何课时削减过多，他报教育部批准，将该课程讲授时间延长至三个学期．1955年冬，在讲授高等几何专门课时，因心肌梗塞晕倒在讲台上．此后，在学校和省领导的关怀下，不再安排他担任课堂教学．但他很快在家里挂起黑板，组织起读书小组，边翻译，边研究，培养青年教师、研究生和进修教师，直至“文革”开始，才被迫中断．

    在中山大学，姜立夫以较多精力整理并发展他所创建的圆(球)素几何的矩阵理论．他先用二阶对称方阵和爱尔米德方阵依次代表平面上拉氏圆和空间的拉氏球．在此基础上，引进相应的2×4矩阵作为李氏圆和李氏球的“齐次坐标”．这样，对应于点素平面和点素空间的射影群和度量群，圆素平面和球素空间的变换群就可以用辛群及其子群表示．于是经典圆(球)素几何就获得新面貌，并有新的发展前景．在他的纲要式的遗稿中，他写下了一个分三阶段的研究计划：

    “第一阶段：对称方阵与爱尔米德方阵(圆与球，超圆与超球)，辛群变换论(Mobius群，Laguerre群，Lie群)．用方阵代数研讨辛群几何学．

    “第二阶段：辛群曲线论与曲面论等(圆列、圆汇、球列、球汇、球丛)．用活动标架法来发展辛群微分几何学(伪欧氏空间的微分几何)．

    “第三阶段：辛群联络空间(Mobius联络空间，Laguerre联络空间，Lie联络空间)．用外微分法来推广黎曼几何与非黎曼几何．”

    由这个计划可见姜立夫的目标不只在于改造经典的圆(球)素几何(第一阶段)，还在于运用现代方法去极大发展它，使它和现代几何合流(第二、三阶段)．这是一个长远而有深刻意义的计划，而且这种改造和发展都以实际对象为基础，不追求过分抽象的推广．这也体现姜立夫一贯的治学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是他务实作风的一种具体表现．

     1954年，姜立夫在中山大学科学讨论会上作了“圆素几何的新面貌”的报告，那是他对第一阶段研究的重要而带基础性的成果．在他的指导和带动下，黄树棠和何少辉曾对第一、二阶段的研究作出了若干初步成果．近几年来，在吴大任的帮助下，黄树棠和杨淦则对第一阶段里的理论基础中若干问题和细节作了充实和补充．

    在中山大学，姜立夫对数学书刊资料的建设工作依然极为关心，而工作则更细致，更经常，达到制度化．数学书刊的订购补齐都是在他的经常参与和指导下进行的．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他每天上午10时到图书馆，除了批阅新到书刊以掌握国内外数学动态外，还为图书馆工作人员解决诸如图书分类等问题．他在图书馆有个习惯座位，图书馆人员按时把他感兴趣的书刊以及要请他解决的疑问，连同有关资料准备好，一齐放在桌上．他到后即可把问题逐个解决，无需当面交接．1955年，姜夫人胡芷华任数学力学系图书资料室主任，数学资料工作就更加有条不紊．“文革”期间，各校图书资料受到严重摧残，外文期刊大量削减，中山大学也不例外．这时，姜立夫不能保持沉默，严肃地指出：“《数学评论》绝不能停订，停订它就等于砍掉数学系．”这部期刊赖以保持完整．

    姜立夫一贯重视外国教材和专著的翻译工作．在中山大学，他更是亲自动手．50年代前半期，他主持并参与了两种苏联几何教材的翻译工作．稍后，结合讨论班，又领导青年教师翻译嘉当(E．Cartan)的《黎曼几何，正交标架法》．这些书都先后出版了．几何教学小组成员下乡劳动期间，他还独自翻译勃拉舒克的《微分几何初步》，全书七章的前四章已接近完成，因该书中译本已出版而中止．因他有很高的数学水平，又有坚实的中外文修养，在他领导下的中译本数学书，质量都是很高的．

    解放后，姜立夫除继续从事学校内部的教研活动外，还在科联、科普、科协和数学会等科学团体分别担任领导职务．他是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66年，“文革”开始后，几何教学小组完全解体．对于当时各种倒行逆施的作法，姜立夫感到不可理解．在动乱中，他健康水平日益下降，不时因病住院．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同年，陈省身和姜淑雁夫妇又相继由美返国，并到广州谒见；那以后，陈省身又多次来晤．这些都使老人深感欣慰．1978年2月3日，姜立夫因心力衰竭逝世．所幸他终于看到“十年动乱”结束，祖国前途重现光明的远景．姜夫人胡芷华和长子伯驹遵照他的遗愿，把百余册珍贵图书赠送中山大学．

    姜立夫有一个美满家庭．他和夫人伉俪情谊的笃厚，在中山大学已成为佳话．人们认为，姜立夫的贡献和夫人的无私帮助是分不开的．他对孩子既严格要求，指出前进方向，又鼓励他们自由发展．领导上多次要调他们到他身边，以便照顾，他都婉谢．长子伯驹从江泽涵研究拓扑学，现在北大任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陈省身数学奖”获得者，饮誉国际数学界．次子仲騄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现任北京四通公司计算机部总经理，其发明创造曾获“中华金杯奖”．

     1990年，是姜立夫诞生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中国现代数学杰出的先驱和卓著成效的实践家，1989年10月和11月，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先后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参加南开大学纪念会的，除有关领导和来宾外，有来自各地的数学界人士，包括姜立夫的亲传弟子江泽涵和陈省身．姜夫人胡芷华和伯驹夫妇、仲騄夫妇、子骥夫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也都分别从北京和江苏来津．特别难得的是，淑雁夫妇还专程从美国赶来．纪念会后，举行了姜立夫半身铜像的揭幕式．铜像由陈省身、姜淑雁捐献，傅天仇设计．参加中山大学纪念会的，除省市和广州高等学校的领导人外，有陈省身、姜伯驹以及国内数学界代表人物．陈和姜还作了学术报告．在两个纪念会上，人们回顾了姜立夫对我国数学事业的伟大贡献，称颂了他的高贵品德：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高风伟度；既有远见卓识又不辞艰辛的工作作风；团结同道，奖掖后学的广阔襟怀；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的个人修养；等等．人们一致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怀念．

苏步青对姜立夫的贡献备极推崇．最近他对来访者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现代数学史不仅要写那些在研究上取得出色成绩的人，更要写为了数学事业的发展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教学、组织等基本建设上作出贡献，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姜立夫先生虽然写论文少一些，但他对中国现代数学事业，功劳重大，影响至深，没有他，中国数学面貌将会是另一个样子．”①这是公允的评价．

    本文除参考了江泽涵、姜淑雁、黄树棠、苏步青、陈省身等所发表的文章和谈话外，还大量利用了胡芷华、江泽涵、黄树棠等以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提供的大量原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