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泽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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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泽瀛

　

王练

　

    孙泽瀛 1911年9月28日诞生于日本国山口县．祖籍四川开江．1981年5月17日在杭州病逝．江西大学教授．几何学、数学教育．

　

(一)

　

    1911年9月28日，孙泽瀛诞生在日本山口县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家庭里．其父亲孙汝为是学经济的，回国后，担任青岛金城银行的襄理．由于爱妻不幸早逝，他对儿子的培养教育更加不遗余力．1928年，浙江大学创办数学系．孙父对浙大校风之淳朴，治学之严谨，极为钦仰．为了把儿子培养成才，他不顾舟车劳顿，风尘仆仆从青岛来到杭州，了解浙大课程设置与师资配备．经过多方考虑，深感这所学校完全可以信任，于是决定把儿子从渤海之滨送到杭州湾口的浙江大学就读．
    1928年的秋天，刚满17岁的孙泽瀛离开了远在北方的家，独自来到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寄宿在城东的浙江大学宿舍里，开始了紧张愉快的大学生活．严师的循循善诱，同学间的友爱，秀丽的西湖，使他逐渐忘却了怀乡之愁．其实青岛不是他真正的故乡，他的祖籍是巴山绵延、蜀水环绕的四川开江．在杭州四年的大学生活，使他深深爱上了这块地方．这里纯朴刚毅的民风习俗，秀丽婉约的湖光山色，陶冶了这个刚刚成熟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学到了丰富的数学知识，也形成了刚毅坦直嫉恶如仇的性格．杭州这块美丽的土地，和杭州朴实的人民养育了他．为了永不忘怀杭州，他的户口本、证件上都写着：孙泽瀛，浙江杭州人．
    浙江大学的学习是紧张的，但生活却是活泼愉快的．孙泽瀛喜欢打球．每次球场兴尽归来，总是要经过女生宿舍的小楼，来往多了，逐渐结识了一位1930年入学的女同学安楚玙．她主修教育，兼修生物，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杭州姑娘，文静宽厚、温柔刚毅．孙泽瀛同她情投意合，大学毕业后结为夫妻．安楚玙作为一个妻子，对孙泽瀛的帮助、体贴、鼓励和支持是无微不至的．
    1932年，孙泽瀛在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便去日本继续深造．两年以后安楚玙也到了日本．他们都进了仙台市东北帝国大学就读．安楚玙学习生物科学，孙泽瀛继续攻读数学，主修微分几何，由窪田教授主讲．不久孙升入东北帝大研究生院，导师就是窪田教授．
    1937年的夏天，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孙泽瀛夫妇得知这一消息，断然决定放弃即将完成的学业，尽早回国参加抗日工作．窪田教授和日本友人都表示婉惜．就在这时，山东大学发电报来，聘请孙泽瀛为山东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月薪300元．孙泽瀛夫妇得到这个电报，欣慰无状，匆匆离开东北帝国大学，赶赴东京，预备转车去神户，再乘船回国．在东京候车时，曾受到日本警方的干扰．孙泽瀛义正辞严，警方理屈辞穷，只好让他们上车到神户登船．8月8日，船到了上海．

　

(二)

　

    8月的骄阳似火，大地一片炽热．中华大地上，抗日烽火已成燎原之势，抗日的号角响彻云霄，中华民族怒吼了．这时，国共两党宣言携手合作，号召全民抗战，共赴国难．孙泽瀛面对这般局势，不由得满腔热血沸腾，心情不能平静．
    孙泽瀛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写数学论文发表之前，总要寄给山东大学数学系主任、攻研几何学的周绍濂教授，请予指点．周先生非常热心培养青年，对孙寄予厚望．抗战爆发，周绍濂为免人材流失，又值山东大学缺少几何教师，因而请孙来任教．孙泽瀛回国后，立即赶往山大报到．其时，学校已决定内迁，校方发给他3个月工资，要他到安庆去集中．不料，车到嘉兴以南的临平站，空袭警报大作，敌机不顾车上全是平民，狂轰滥炸．孙泽瀛死里逃生，雇了一艘小船，深夜才回到杭州郊区塘栖的家里．这是孙泽瀛首次经历炮火，而颠沛流离的日子还在后头．到了安庆，孙泽瀛一家住在山大数学系教授陈传璋家里，同时还结识了李锐夫教授．山大数学系的教授都比孙泽瀛年龄大，周绍濂、陈传璋和李锐夫等都把孙泽瀛当作弟弟看待，关怀备至．当时，淞沪抗战正在激烈进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反击，毙伤日寇甚众．这一喜讯使得他们幻想偏安一隅，在这个安徽的省城办起个山东大学来．但是好景不长，11月15日，日寇的3个师团在上海市南面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分兵两路向上海战场实行侧面迂回；11月20日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陷落，局势急转直下，安庆难保．当局下令山东大学内迁四川省万县．
    1937年底，孙氏夫妇随山东大学员工，乘船来到了万县．还没有安顿好，又接到教育部撤销山东大学、其人员另行安置的命令．后来，孙氏夫妇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都在国立编译馆担任翻译．
    战时的编译馆基本上没有学术著作可供编译．馆里只偶尔送点资料来，生活颇为清闲．孙泽瀛感到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很难打发，内心苦闷．苏步青、陈建功等知道这种情况后，便邀他于1940年春赴贵州遵义，在当时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几何．夫妇俩在遵义定居近一年．1941年孙又转入四川大学任教．1942年周绍濂、李锐夫见他长年在外奔波，倍感同情，便建议孙还是再回到重庆来，就在他们自己工作的重庆大学任教，仍教几何学．
    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对外交通和经济联系几乎完全断绝．1942年，孙泽瀛为了安排全家大小生计，单靠重庆大学的一份工资已委实不够．幸得张鸿之助，他又在交通大学任专职教授．这样，从1942年到1945年，孙同时担任重大与交大的教授，生活上算是安定下来了．
    1944年，日寇在南线大举进攻，直逼独山、都匀．可是重庆的达官贵人却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当年一个夏晚，孙泽瀛和安楚玙漫步在朝天门的便道上，看见一队新兵坐在道旁，受着下级军官和军士的严密监视．他们衣衫褴褛，瘦骨磷峋．一行人捧着一包刚买来的馒头走过，突然，几双乌黑的手伸向馒头，馒头撒了一地．刹那间，新兵们像开了锅一般，在地上抢馒头吃．军官和军士们的皮鞭雨点般落在新兵们的头上、身上，惨不忍睹．孙氏夫妇目睹了这一幕惨剧，久久不能平静．他思索，为什么盘剥民众的人吃得肚胀肠肥，而捍卫国土的人却饿得皮包骨头．他对安楚玙慨叹道：“我现在才知道，杜甫的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什么意思了！”
    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重庆爆竹喧天，一片欢腾．各内迁学校准备复员，流亡的家庭渴望返乡．可当时的交通拥挤不堪．交通大学校方租不到船，只好租几部客车．孙全家随车队出祁山，渡陈仓，绕道陕西，回到上海，定居于交大宿舍，这时已是1946年春末了．他想，动荡生活结束了，现在该安下心来做点学问，以己之长，报效国家．
    10月，内战全面爆发，军费急骤增加．当局为了维持战争开支，多方加紧聚敛．劳苦大众和公教人员收入微薄，衣食无着，孙泽瀛对此忧心忡忡．上海人力车夫被害，北平女学生受辱，又使他感到我中华民族受到了侮辱．这时，交通大学郑太朴教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平时与孙泽瀛过从甚密，言谈之间，所论往往切中时弊．孙泽瀛对他很尊敬，愿意向他请教．郑太朴看到孙泽瀛虚心正直，热爱国家，关心人民疾苦，也愿诚恳指导，并且介绍书给他看．孙泽瀛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刊，跟同事们谈论时局，深入学生倾听他们的心声．他没有将自己禁锢在数学王国里，仅仅对生民涂炭偶尔发出一两声悲吟；而是果断地走出自我，来到了人民当中，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1947年，由战争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游行示威，风起云涌．5月，上海的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在交通大学的5·4晚会上，孙泽瀛听了学生诗朗诵“给战斗者”，不由得热血沸腾．5月9日，交大3000多学生为了反对教育部长朱家骅强行更改交大校名，全体师生罢课罢教，继而全校学生前往南京请愿．孙泽瀛对此一给予同情和支持．5月20日，南京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罢课，游行．途中为军警镇压，数百名学生被打伤．消息传来，上海学生群情激愤，孙泽瀛也义愤填膺．每次游行，他都走在前列，跟其他师生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歌曲，行进在南京路上．
    孙泽瀛由于支持学生运动并积极参加游行，引起了当局注意．外界纷纷传言他要被解聘了．他去找交大校长李希谋探问解聘之说是否属实，李说学校本身没有这个意思．7月，学生运动进入低潮，注意孙的风声越来越紧．孙泽瀛何去何从，此时必须立即作出决择．他跨过徐家汇一条条臭水沟，穿过法租界，辗转找到了陈省身，诚恳求教．陈省身沉思了许久，说道：“你太显眼了，看来不走不行．但是拖家带眷，一时又能在哪里安顿呢？这样吧，我有个美国朋友，托马斯教授，是研究黎曼空间的，跟你同行，他现在印第安那大学，正需要人协助，你去帮帮他好了．暂时避一避，情况好转了再回来．”12月，他把安楚玙和三个儿子送回杭州塘栖老家，随即由同班好友黄铭新驾车把他送回上海，上船赴美．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进入杭州；5月27日，解放军攻克上海市．在彼岸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孙泽瀛得知这一消息，又获悉安楚玙已参加革命工作，立即办理手续，准备回国．印第安那大学的有关人士多次挽留，均被他婉言谢绝．
    孙泽瀛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回到上海，回到他原来任教的交通大学．不久，安楚玙也从杭州调来上海，被分配在一个中学当校长．这个时期，孙泽瀛生活安定、心情舒畅，撰写论文，著书、翻译．

　

(三)

　

    1951年4月，孙泽瀛受命筹建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被委派为系主任．建立一个新系，千头万绪，特别是师范专业，牵涉面更广．孙泽瀛认定要办好师大数学系，必须抓住三个互相紧扣的环节，这就是：教学、科研和实习．为了搞好教学，一要知人善任．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来自各校．孙泽瀛作为第一任系主任，十分注重团结，尊重同事，坦诚合作．他和几位老先生，如曾任同济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程其襄，曾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李锐夫，由圣约翰大学来的魏宗舒等相处融洽，很不容易．数学系团结之风，一直到如今为华东师大之优良传统，说明孙先生风范至今犹存．二还要搞好教材建设．他亲自上课，亲自编写教材．他制定了“高等几何”教学大纲，编写了《解析几何学》和《近世几何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文革”前师范院校使用最广泛的教材．他主持办过一届几何研究班(1955—1957)，讲授射影几何与射影测度(Metric)．在50年代，各高等师范院校能够普遍开设高等几何学课程，这与他在学术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的《数学方法趣引》一书中介绍的柯克曼女生问题，引起了一个物理系学生陆家羲(后来是包头市九中物理教师，已故)的注意．他在教学之余进行研究，终于解决了这一著名的世界难题(Steiner三元系)，其研究动机始自孙泽瀛的这本书．
    科研是高等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科研可以提高教师的水平，改进教学．孙泽瀛认为高等学校的科研不应局限于教师，学生也应该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开拓视野，深入思考，解决某些应用上的或实际教学中的问题．为了推动科研，使师生有更广泛的交流园地，他建议并创办了一份《数学教学》杂志．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除了安排师生常规实习之外，他还主持成立了一个中学数学研究会，通过这个研究会把数学系的师生同中学教师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们了解中学数学教学的实际，学习中学数学教学的方法和经验，并探讨、解决中学数学教学中的种种疑难问题．
    在1958年的“大辩论”中，他态度鲜明地主张“科学研究上应向综合大学看齐”．在当时曾被当作错误观点而遭到批判，说孙泽瀛的观点违背了师范性．但在今日看来，他是正确的．
    从1951年到1958年主持华东师大数学系期间，孙泽瀛全心全意、兢兢业业地从事数学教育，完全沉浸在工作中．这八年是孙泽瀛工作的鼎盛时期．他上课，编写教材，发表文章，开会，处理系行政事务，接触学生，办刊物，接待络绎不绝来访的中学教师．安楚玙回忆说：“他那些年总是深夜还不休息，要做的事太多了．”是的，他多年来的愿望实现了，这就是报效国家．
    孙泽瀛的科研工作，多数是在把握了问题内容的本质关联后，先给出严格论证，再给出丰富的直观认识．比如《联络空间同质问题之几何探究》一文就是一例．这种工作，在当时可说是独辟蹊径了．又如孙泽瀛在印地安那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论一组偏微分方程的精简形式》，在求得的一组偏微分方程式的精简形式的同时，立即明确给出其可积条件与式中所含诸系数的几何意义．他在教研室读书报告会上，总是为青年教师作出表率，身体力行地把非常抽象难以理解的概念，从最简单、直观的事实讲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给人深刻的启迪．孙泽瀛对学生讲课，更是生动深刻，条理清晰．最受学生欢迎的，还在于他能把庞杂内容的内在联系，用简洁的图表加箭头示意，使学生看了就能全明白，学生的疑团在教师的笑谈中轻松地消失了．

　

(四)

　

    1958年夏天，“大跃进”中的江西省要新建一所综合性的江西大学．数学系由谁来主持呢，江西一时难以物色，只好向上海求援．孙泽瀛有办数学系的经验．这份光荣的苦差事最终落到了他的肩上，组织上调他支援江西大学．当年的他，在上海已有一份惨淡经营的事业；因此，调离之前依依不舍之念油然而生．但是，他又想到青年时代立志救国，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向，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心爱的华东师大数学系，偕家眷一同来到了江西．
    8月的南昌，气温往往超过40摄氏度．江西大学创建之初，只有100多名教职员工，被安置在青山湖畔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里．校园西边是铁路调车场．高温与蚊蚋的袭击以及扰人的汽笛声，令人彻夜难眠．邻校学生又正在“拔白旗”．在如此的生活环境和**气氛中，孙泽瀛排除干扰，积极争取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团结全系教职工制订发展规划、课程设置方案，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准备迎接学生入学．9月5日，首届学生进校，数学系在孙的主持下，建立起来了．
    数学系的教师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团结大家共同办好数学系，他决心在以下方面做出表率：首先带头编写教材，亲自上课；其次，他结合国家建设需要开展科学研究，编成了《关于极切线坐标对某些实际问题的应用》一书；第三，在生活上他同中、老年教师亲密无间，融洽相处；第四，对青年教师严格要求，除分配一定的教学任务外，还督导他们进修．此外，他还很注意在师生中发现人才．孙泽瀛自己能以身作则，教师们很自然就能团结在他周围，数学系的教学与科研秩序很快建立起来了．
    在“大跃进”的热浪中翻滚了一阵子之后，校方根据上级调整的方针精神，强调以教学为主，相应调整了学校内部各方面的比例关系．1960年，数学系增设了计算数学专业，全系各专业学制改为5年；1961年，增设了运筹学专门组；1962年，数学专业分设几何．代数两个专业组．同年，学校成立建校委员会和学报编委会，孙泽瀛同时担任两委的副主任委员．这时，国家正陷于严重困难之中．他勉励自己为国分忧，不顾生活的艰苦，把全副精力倾注于教学、科研和校系的两级建设工作中．在此期间，数学系师生在孙泽瀛的科研要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影响下，前往柘林水库工地实习，与工程技术人员合作，解决了工程方面的一些重大技术问题，为国家节约资金约600万元．
    1961年，运筹学被介绍到中国来不久，孙泽瀛也看出了这是数学领域中一门能直接为建设服务的学科，是介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科学，有强大生命力，应该大力发展．因此，他力主在江西大学数学系开设运筹学专门化课程．当时国内还没有运筹学的教材．孙翻译了世界第一部运筹学专著——莫尔斯与金布尔(Morse and Kimball)著的“Methods of Operations Re-search”，编写了《运筹学讲义》，并亲自讲这门课．《运筹学讲义》经多次修改，最终整理成书稿，寄往出版社准备出版．不久，“文革”开始，书稿自然不能出版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孙泽瀛还亲自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推广运筹学．1961—1965年，江大数学系运筹学专门组的学生先后到南昌铁路局，南昌市公共汽车公司，甫昌县小兰公社，南昌市砖瓦厂，南昌华安内衣厂，江西省邓家埠农场等地实习、推广，也开展了一些有关运筹学的课题研究，在理论上、应用上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在江西省科协、南昌市科协支持下，孙还多次作了有关运筹学的讲座，深入浅出地向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推广运筹学，推动了运筹学应用在江西的发展．
    在他倡导下，江西大学数学系自1961年以后一直开设运筹学课程，坚持从事运筹学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培养了一批从事运筹学工作的人才，使江西大学数学系成为全国开展运筹学研究较早，坚持较好的学校之一．国家重新制订的全国科技发展规划中，将江西大学数学系也列为全国发展运筹学的基地．
    1963年10月15日，江西大学建校5周年，苏步青应邀前来祝贺，孙泽瀛感到这是对他的鼓舞和支持．1965年，领导上调他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出于对共产党和人民的信任和热爱，他把心里的话，无论是建议或意见，甚或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那一闪即逝的内心活动，都毫无保留地向党作了汇报．
    1966年，“文革”开始．江西大学大字报栏内赫然出现了孙泽瀛的名字，孙愣住了．大字报上揭发的不就是自己从前提过的意见、建议以及交心材料吗？他端起酒杯借以解忧．孙疑感未解，勒令来了．不由分说，先来一个下马威，罚跪、鞭打、游街示众、批判斗争，然后编入劳改队，随时接受批斗．这种日子他前后过了两年多．
    1968年3月，军代表进驻学校开展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三查运动”．结果江西大学有将近200名“三查”对象进入江西省第2集训队第4中队．孙泽瀛就是其中一员，尽管他既非特务、叛徒，更算不上什么走资派．9月，江西大学被撤销，80％的人员下放到偏远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号称江西最高学府的江西大学就这样风流云散了．安楚玙孤身一人被下放到德安县的一个山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的工作单位没有了，作为避风港的家也没有了．
    孙泽瀛关在集训队约有四年．每月仅发给生活费25元，孙泽瀛不得不抽经济烟，吃糟糠食了．1971年，孙泽瀛被移交给江西理工大学监管审查．而当时的理工大学，几经迁徙后搬到了景德镇．由于形势变化，对“三查对象”管理也逐渐放松了．有一天，他跟几个难友上山背毛竹，返回途中看到一间小饭店，大家都说停下歇歇肩．此时孙泽瀛心血来潮，说：“今天我请客，喝两盅．”这天正是他60大寿，当时难友谁也没有意识到．
    1972年“林彪事件”后，江西的局面为之一新．孙泽瀛被折磨了这么多年，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只好宣布“解放”(而正式予以彻底平反是在1978年)．这时，省委决定筹备恢复江西大学，孙氏夫妇先后调回江大，被强行拆散了的家又团圆了．1973年，他随同省里爱国民主人士参观学习组一行50人访问了江西、湖南两省一些地方．回来发言说：“今昔对比，深感党的温暖．由于住过牛棚，心灰意懒，想退休，暴露了自己的软弱性．通过这次参观学习，振奋了我的精神，应该学习先烈，献身于事业，想工农大众之所想，急工农大众之所急．”他决心振作起来，再为人民干一番事业．此后，他积极参与开门办学，深入研究教改政策，准备编写一套更切合实际的高校数学教材．他认为数学教育中的三门重要基础课(数学分析、解析几何、高等代数)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现行教材各自成体系，强调区别，忽视联系，难免重复．他想：能不能搞出一套用统一观点处理的、有崭新系统的教材呢？这种教材既要理论严密、避免重复，能为后继专业课打下坚实基础，又要有丰富的应用例题，使学习数学变得生动活泼；既能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又能教会学生运用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使数学能走出校门为祖国建设服务．这是一件有意义，但又有相当难度的工作．1974年初，得到校系领导的支持，他带领几名中青年教师着手这项工作．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肺气肿，行动稍一激烈，便气喘不已；还有严重的便秘，经常几天解不出大便．疾病折磨着他，使他常常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天天服药才能减轻痛苦．即使这样，他仍然像年轻人一样，不辞劳累走访工厂，了解数学应用情况；还到省内外一些高等院校去了解教育改革的情况，在兄弟院校的图书馆、资料室查阅国内外的新资料，学习借鉴他人的成果和经验．正当这些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四人帮”又掀起了一场风暴，“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纵然矛头不是对着孙泽瀛他们，但在这样的气氛下，又怎么能开展工作呢？
    更为不幸的是，这时病魔已牢牢地抓住了他．1975年7月，他因肺破裂住院治疗．为回避南昌的酷暑，他回到了杭州疗养．从此以后，病魔缠身，屡屡住院医治．江西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对孙泽瀛的病情十分关心，年年派员或亲去杭城探望慰问．一些老朋友，或登门，或致函、驰电表示关怀之情．李锐夫更是悬念孙氏著作《运筹学讲义》的出版情况．孙泽瀛对此等情意非常感动．他谆谆嘱咐安楚玙说：“我年年长期住院，所费不少，目前国家还有困难，你不要把每次住院费用的单据都拿去报销．”
    粉碎“四人帮”后，孙泽瀛在**上重新受到信任和倚重，他被选为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1年，春暖花开时，西湖游客如织．美好的世界牵动了孙泽瀛的心扉，他请求安楚玙搀扶他缓步登上吴山．西见五湖烟波，六桥锁澜；南望九华垂翠，之江如练．万籁俱苏，孙泽瀛也不禁有点意兴盎然．
    但是，江南三月，阴睛无常．4月24日，孙泽瀛病发，住入杭州第一医院．5月中旬病情恶化．17日晨8时，这位忠于祖国的人民数学家与世长辞，享年70岁．遵从孙泽瀛的遗愿，将骨灰洒向西湖之滨、吴山之麓，他与湖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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